幸好幸好,不是烂片

继续聊新片——

《误判》

聊这个片子，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就是它的导演：甄子丹。

动作片明星，拍咏春，成立甄家班，打起来果断、狠辣，没有太多花哨的展示，但是充满力量和速度，追求拳拳到肉招招见血的风格和效果。

这可能是大部分人对甄子丹的全部印象，这种印象既造就了他在动作片领域的独树一帜，同时也限制了他离开动作之后不知道该如何完成自己的表达。

放在他独立执导的这部《误判》也一样，甄子丹这个名字决定了这片的上限，同时也决定了它的下限。

上限就是它的动作设计，在动作片日渐疲软的当下，它依旧贡献出了好几场新鲜出彩的打戏。只看这部分，它无疑是一部完全值回票价的爽片。

但关键就是《误判》的定位不止是动作片，它还是一部法庭电影，而法庭戏最讲究的就是文戏，这恰恰成了这部片下限的地方。

在拍文戏时，甄子丹所用的依旧是他的“武夫”思维，这固然能让人看爽，却也决定了只能把它作为一部爽片来看。

一、

我们先从它的上限去聊，也就是它的动作戏。

甄子丹在里面贡献了好几场极其好看的动作戏，不光是一招一式打得好看，在场景的设计上同样是一流的。

比如说车库里追杀的那场戏，汽车在后面要撞杀马伯，甄子丹利用汽车在旋转的车道开车的时间差，直接从扶手处跨越两层车库追到汽车前面救下马伯，动作干净利落非常过瘾。

还有天台的那场，一众人追着甄子丹到帐篷后面，镜头固定不动，接着这些人几乎是从帐篷后喷射出来；帐篷内的那场打戏同样如此，在一群人围攻下甄子丹躲进了帐篷口，确保敌人只能从一面进攻，然后开始随手捞起身边的工具来一个打一个。

他在动作设计时不像是在拍《咏春》一样注重功夫的身段，而是融合了综合格斗，目的就是要把敌人打倒，所以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动作的好看与否就由能怎样利用环境来决定。

最典型也最好看的就是最后一段地铁车厢的动作戏。对方手中既有枪又有刀棒，但甄子丹只有车厢里目之所及的零件。

在这段戏里，座椅扶手、顶部的拉杆，甚至是子弹打破玻璃后碎裂一地的玻璃碎片都成了可利用的工具，其中有一段是甄子丹利用车厢内手扶的扶手，抓住扶手转着圈踢人。这些动作戏技巧简单，但是一拳一脚看得人非常畅快。

而且它所有的动作戏都不是松散的，而是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年过60的甄子丹，要如何在动作片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进一步说就是他们这一代人，要如何去定位自己？

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那就是他反复在强调的我已经老了，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街头追缉毒贩的那场动作戏就是交给了年轻警员的单打独斗，甄子丹的出现甚至都不是在年轻警员遭遇生死危机的那一瞬神兵天降，他的出现并非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崇拜的拯救者，而是在姗姗来迟之后与年轻警员的并肩作战。

天台的那场戏同样如此，即便是创造了以一敌百的神话，他最终也依旧被打倒，被年轻的警员所救。

不过这终究不是一部彻底的动作片，甄子丹要讲的不止是武力，还有香港的法律和正义。

所以拳头不止是拳头，它还构成了一种讽刺。

甄子丹最开始转职律政司时，是因为他发现只靠拳头是没有用的，法律是可以被用来颠倒黑白的，整个司法环节任何一环的不公都会让社会的公平全盘崩塌，所以他弃武从文，决定走上检控官的道路。

但是在律政司，他进一步见识到了法律的羸弱。酒吧天台上，即便是检控官也会被黑社会殴打，哪怕报警了也没有人选择逃跑，因为他们知道有专业的律师替他们辩护，他们背后的靠山就是法律的漏洞。

至于律政司和法庭内部，更是古板僵化，律政司的职责变成了只给嫌犯定罪，司长和下属都盼着案子赶紧结束，目的只是为了不要让律政司丢了面子。法官依靠的标准只有人证、物证以及陪审团的决定，所以即便嫌犯明显有罪，他也会判其无罪，即便案件疑点重重，他也会判其有罪，这是他的职责。

在这些高官的聚会里，大人物喝着几万一瓶的红酒，却没有一丝目光分出来给在阴影里苟活的小人物们。香港的大楼太高太多，阳光只晒给了那些生活在大楼顶层的人。

于是拳头只能再次被举起，在此处代替成为法律，如果我没有办法“打服”你，那我就只能打服你，拳头变成了一种对法律上遭遇到的不公的宣泄。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最朴素的爽感，它写的就是城市中官方系统内的“蝙蝠侠”如何重新唤起城市的正义，制服一个又一个“小丑”的故事。

二、

这种过于“主旋律”的写法，恰恰变成了它的“下限”。

聊它的下限，还是要先从它的动作戏开始聊。

动作戏在里面统御着一切，它构成了这部片的转折、高潮，以及所有人物的转变。

比如说老伯之死，目的是让主角彻底燃起了愤怒的火；比如说吴镇宇的转变，他从一个尸位素餐的人变成了帮助甄子丹共同寻找真相的正义一方，这中间的转折只是两个人打了一架就打出了他内心压抑的血性；比如说本应该属于庭审翻案的高潮，也让位给了护送证人赶往法院的地铁上与坏人搏斗的高潮。

当一切都被武力粗暴地概括和解决时，这部片在现实层面上也丧失了其深度和力度。

它本身就改编自一个真实案件——马家健案。2016年，青年马家健将家中地址借给朋友洪志谦收取包裹，包裹内是超过一公斤的可卡因，在洪志谦的家中也搜出毒品，两人双双被捕。

2017年，马家健与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会面，马家健一开始没有认罪，但两人劝说这个案件好难打，劝马家健主动认罪减刑，不应拖洪志谦落水，最终马家健签下认罪文件，并在庭上承认所有控罪，而洪志谦则被撤控。

庭审过程中，当时的法官多次指出案件疑点，命控方寻求律政司上级指示是否继续控告，但控方称律政司拒绝撤销指控，最终马家健被判23年。

事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时任讲师带领其团队组织律师团决定帮助马家健上诉，最终在2021年，高等法院认为马家健在原审过程中受到律师团队的操控和误导，判定马家健无罪。

电影在改编过程中则抛去了当时法官的多次质疑，改为律政司检控官甄子丹的质疑；并且把港大讲师带领律师团上诉的线删掉，把这条帮助马家健翻案的线同样并在检控官甄子丹的这条线里。

为什么我要着重提及这些改编的点，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如果顺着原型去聊，最后整件事中要去质疑的，是香港的检控制度。

法官只能提出质疑，比如原型中的法官多次提及案中疑点，但律政司无视这些质疑。在法官张慧玲的判词里批评律政司似乎只关注能够让涉案者认罪，漠视其罪责程度，出现不公义，这反映了检控制度的不理想。而且即便在案件翻案后，当时的律师针对于马家健能否去追究律政司的责任，依旧表示十分困难。

并且面对法官的质疑，控方大律师声称已获得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允许继续控告，但次年梁因在刑事检控运作方面与律政司司长的看法不一致而辞职，而梁在律政司任职期间，就某些争议曾在电邮中表示“律政司应秉行公义，从不力争定罪”。

这中间具体的纠葛我们不清楚，但从这一现实案件的背后也能看出要聊的并非是单个人的问题，一两个人的质疑和反对无法构成对案件的推翻，这是制度本身就存在漏洞的问题。

但这部片仍旧只是把它当作人的问题来解决，它认为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律政司内没有去执行正义的人。

所以它设想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包检控官以及其他律政司的同伴被甄子丹正义的行为感动一起自愿加班帮助他寻找翻案材料，吴镇宇也被他激出了血性，最后成了这个正义团队中的一员。

反派则被设定成了这套官方机构之外的“外来者”，只要是打败了他们，只要能激起这个团队里每个人的正义，那么香港就会重新迎来阳光普照。

去画出美好的蓝图没有问题，关键是这并未指向问题的根本，而且，还有人愿意相信这套蓝图吗？

《误判》在这点上太像是对官方机构想象性的自我维护了，但事实是在这个案件的原型里，最终的解决并非是律政司内部的自我检讨，而是通过外部的力量，是一股来自民间的律师团队的力量。

从这点上看，我认为它比不上《毒舌律师》《正义回廊》等这一众从民间力量出发而爆火的香港电影，它们的共识就是不再执着于制度内主动变好的期待，而是追求来自外界的质疑和推翻。

《误判》最后的法庭演讲很直白——“没有任何一个司法制度是完美的，只要它有漏洞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个误判会摧毁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绝不允许误判再次发生，这是律政司的良心。”

感动吗？会被打动。但相信吗？不一定。

这两句问答，不止适用于《误判》这部香港电影。